孔子造像及其精神内涵探析

一、孔子造像缘起

孔子造像的出现，或出于历代帝王和社会祭祀孔子、以孔子思想教化民众等需要，或出于弟子对老师、后人对祖先的怀念。

据传，孔子弟子子贡为了表达对其师的追思之情，在为其师结庐守墓期间（前479－前474）曾作有楷木雕刻《孔子夫妇像》。楷木雕刻《孔子夫妇像》是所知最早的孔子造像。东汉桓帝时（147—167），在苦县赖乡老子庙的壁上曾画有《孔子像》。光和元年（178），灵帝刘宏置鸿都门学，并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另据记载，“刘旦、杨鲁并光和中画手，待诏尚方，画于洪都学”，于是有论者认为，鸿都门学《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乃出于刘旦、杨鲁之手，二人是我们已知最早创造孔子形象的画家。刘旦、杨鲁的事迹曾记载于谢承的《后汉书》，此书今已不存，他们的具体情况今已无从知道，我们只能认为，作为曾“画于洪都学”的光和年间的画家，刘旦、杨鲁画过《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像》是有可能的。较多见于文献记载的孔子造像还有蜀郡成都学官的孔子像。。

二、孔子造像衍流

我们今天能见到的最早的孔子形象，是在山东省嘉祥县境内发现的东汉时期的《孔子击磬图》和大量“孔子见老子”图。最早的孔子造像的出现，虽然文献记载为东汉时期，但从这些记载和东汉的造像遗存情况来看，其数量之多、范围之广，表明此时已不是孔子造像的开端。

汉以后的孔子造像，见于史籍记载的画家逐渐增多。唐代以降，孔子造像更多见于文献记载，也有更多的画家参与此一题材的创作活动。尤其自宋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作品被保存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孔子造像提供了更多图像。

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的在绢、纸等材料上手绘的孔子像是南宋马远的《孔子像》。孔府历来注重对孔子画像的收集和保存。北宋时孔庙就存有多幅孔子像，但这些孔子画像都没有流传下来。明清时，孔府继续收藏孔子像，

三、文献对孔子形象的神异化

孔子的真实形象如何，并没有当时的文字记载留下来。明确记载孔子形象，最早见于司马迁《史记》之“孔子世家”，只是说他“生而首上圩顶”，成年后“长九尺有六寸，人皆谓之‘长人’而异之”。到三国时，已传孔子有“圣人之表”，其形象的神异化即已非常明显：对孔子形象的神异化特征到明清时期已获得普遍认可，我们可以在很多文献中找到相关的记载。在对孔子形象进行神异化的同时，就连他的名字也被赋予崇高的意义和神秘的色彩。

四、孔子造像对孔子的神圣化

在孔子造像中，对孔子形象圣化的典型莫过于曲阜孔庙大成殿内的清代孔子冕旒塑像。孔子冕旒像所特有的这种尊贵和神圣及其所蕴含的政治意图，特别在祀孔的仪式中，更是达到极致。孔子造像的精神蕴含和文化指向还可以从造像中孔子的服饰体现出来。人们在塑造孔子形象时，并不是依据孔子生活时代的真实服饰来尽力还原历史场景，而是根据塑造者所处的时代要求进行取舍和改造。

无论是孔子像中的“冕十二旒，衮十二章”，还是《论语》文字的衣纹装饰，都是以孔子形象作为超越王权的象征，其服饰自然也就演化成为文章道德的载体和精神的符号，蕴含着实现其政治的和思想的抱负之隐义。

五、造像中孔子形象的异教化与世俗化

孔子造像在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佛教和道教造像的影响。不仅孔子造像受到影响，就连孔子弟子的塑像也存在这种情况：

世俗化即便不是历史发展的理想之途，至少也是社会存在的客观现实。孔子造像在佛教、道教造像等借取的同时，也同样出现了世俗化的倾向。在孔子画像方面，世俗化现象同样存在，特别是在书籍插图方面。。

孔子造像不仅显示了统治者教化民众、重建和巩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之需要，同时也体现了广大民众的内在精神需求。孔子造像的世俗化，一方面是塑匠自身的文化修养局限所致，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民众的审美趣味，是对“圣人”形象的另一种方式的接受和认可。

孔子造像的异教化和世俗化自然引起儒学者的不满。儒学者不仅对孔子造像受到佛教、道教的影响和世俗化倾向因而不合礼制，意即不合儒家的教义表示不满，甚至连孔子造像的塑造是否合“礼”也曾引起他们的质疑和反对。儒学者的不满其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塑匠本身不了解其教义，二是因为利益的驱使。而前一个原因更为重要，因为雕塑家的社会地位与文化修养，决定了他们的创作与民俗有一种天然的联系。

结语

梳理孔子造像的历史，我们知道，造像中孔子的形象被神圣化，既是适应统治者教化民众、重建和巩固国家权威和思想秩序的需要，同时也是民众内在精神需求的结果。孔子造像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圣像的性质。另一方面，孔子造像从具有庄严意义的东汉时期庙堂中的石刻画和壁画，到宋代以石复制原有木版画像，再到明清时期兴盛的书籍中的木版插图；从魏晋时期将孔子形象图于具有介于“天”、“人”之间象征意味的梁上，到混迹于佛、道形象之间，再到以创作者身边人物作为孔子形象的范本，孔子造像在历史发展中也出现异教化和逐渐世俗化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