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孙景坛教授的大作——《元光元年儒学考试的第一名是公孙弘——再谈董仲舒没有参加汉武帝时的儒学对策兼答张进（晋文）教授》（http://www.confucius2000.com/），深感遗憾和无奈。笔者已不想再谈这一问题。笔者并非不敢和孙教授商榷，而是有几个原因使人兴趣索然。

第一，在商榷中是孙教授公开宣称“止笔”笔者才停止讨论的。如“笔者信守讨论承诺，对学术问题再谈点管见，以谢读者、以谢学术界。随后，将止笔”（孙景坛《五谈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是谎言吗？——五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http://www.confucius2000.com/ ）云云。但没有想到，就在笔者真的以为孙教授已经“止笔”后，孙教授竟出尔反尔，又接连发文和笔者商榷（较早的一篇，见孙景坛《管怀伦、张进的“卫绾‘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说”之商榷》，http://www.confucius2000.com/），这让笔者颇有受到愚弄之感。你想讨论了，你就可以随时讨论，不讨论都不行；而你不想讨论了，你就可以宣称“止笔”，况且还并不信守诺言。这是哪家的王法，别说笔者，恐怕任何一位学者都难以接受！

第二，有种种迹象表明，孙教授在商榷中已越来越开始耍赖。凡看过笔者和孙教授商榷文章的读者都不难看出，无论是什么问题，孙教授在商榷中都完全正确，从不认错，尽管孙教授也曾自诩“做学问，别人说得不妥，我商榷对了，岂不快哉；我说错了，别人指正对了，岂不快哉”（《三谈“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三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http://www.confucius2000.com/）。笔者实在不明白，既然是学术研究，怎么可能就绝对正确呢？就拿所谓“枝节”的一些史实来说：孙教授总把贤良文学对策说成“《五经》考试”或“儒学考试”，这明显不对，在两汉所有史料中都找不到关于贤良文学曾进行《五经》考试的记载。孙教授还说“卜式是放羊的，学黄老的，也当了官；汲黯是黄老派的代表，没用考试，还当了大官，等等。尤其是《史记·封禅书》还载：汉武帝对儒官不满时，曾‘尽罢诸儒不用’——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职”（《汉武帝“罢黜百家”不是学术谎言吗？——答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秦汉史专家张进教授》，http://www.confucius2000.com/），这也明显不对。卜式是否黄老中人，尚可讨论，但汲黯却是在景帝时入仕，举例实属不当，至于说汉武帝曾“把儒官全都给撤了职”，则完全是曲解和漏看史料（参看拙文《也谈“汉武帝尊儒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类似事例还有许多，这里不再重复。然而对这些问题，从来就看不到孙教授有一丝一毫的反省。你既然是绝对正确，那我还和你商榷什么？

第三，从孙教授出尔反尔又提出和笔者商榷的这篇文章看，其中虽然也有一些学术争鸣的内容，但大多还是断章取义、曲解史料，或主观臆断，甚至也还有许多逻辑思维问题。例如孙教授考证公孙弘参加了元光元年的对策，得了第一名，但这又能说明什么问题。《史记·孝武本纪》和《汉书·武帝纪》本来就记载公孙弘参加了元光元年的对策，所谓“窦太后崩。其明年，上征文学之士公孙弘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难道公孙弘参加了对策，董仲舒就肯定不能参加？更何况，公孙弘是否在元光元年参加对策，史书的记载原本就是两说。如《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建元元年，天子初即位，招贤良文学之士。是时弘年六十，征以贤良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上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病免归。元光五年，有诏征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公孙弘。”《汉书·公孙弘传》：“武帝初即位，招贤良文学士，是时弘年六十，以贤良征为博士。使匈奴，还报，不合意，上怒，以为不能，弘乃移病免归。元光五年，复征贤良文学，菑川国复推上弘。”显而易见，若根据《史记》和《汉书》本传的共同记载，公孙弘的第二次对策还应该在元光五年。

当然，孙教授对此尚有不同看法。其理由主要有二：一是“公孙弘的考卷与考试大纲基本一致”，也就是公孙弘的对策内容和汉武帝的策诏内容相近。但这也仍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因为贤良文学对策并不是仅仅一次（有的贤良文学对策竟长达半年，反复进行），有的策诏史书亦没有全都记载（孙教授反复强调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是班固作伪，殊不知若班固真是作伪，伪造诏书，那是要犯死罪的，因为诏书都有“尚书”存档，可以随时核查。参见《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又据《汉书·叙传》，班固家自成帝时即被“赐以祕书之副”，班固本人亦担任掌管皇家图书整理的兰台令史，所以他根本不可能伪造诏书，当然也就不可能伪造“天人三策”）而且在对策中有的皇帝还会根据自己需要临时改变议题。所以，若仅凭“公孙弘的考卷与考试大纲基本一致”就认定公孙弘参加了对策，董仲舒没有参加对策，则不免武断。二是认为若公孙弘在元光五年对策，与其“履历”不合：

能证明公孙弘是哪年参加的儒学考试，还有公孙弘的履历可做参考，因为他是当过丞相的人，履历完整，不像董仲舒，履历只有只言片语。关于公孙弘的履历，《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说：公孙弘考上后，“是时通西南夷道……诏使弘视之。……后母死，服丧三年。……二岁中，至左内史。……元朔三年，张欧免，以弘为御史大夫。……卒以弘为丞相”。《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也说：“时方通西南夷……诏使弘视焉。……一岁中至左内史。……后母卒，服丧三年。……为内史数年，迁御史大夫。……元朔中，代薛泽为丞相。”《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公孙弘在元朔三年是御使大夫，元朔五年代薛泽为丞相。即，按司马迁的说法：公孙弘考上后，汉武帝正通西南夷，派他去视察了一趟；回来后，他后妈去世，守孝三年；守孝结束，干了不到两年，当上了左内史；又干了几年，在元朔三年，当上了御使大夫；后来当了丞相。班固的说法与司马迁说的大致相同，只是说他守孝前就是左内史了，守孝三年后又干了几年，元朔三年当了御使大夫，五年是丞相。我们可以估算一下：公孙弘从考上到当上御使大夫，至少要花7年多时间。如果说他是元光五年参加的考试，到元朔三年，满打满算，只有5年时间，这同公孙弘的履历在时间上不合。只有将公孙弘的考试时间定在元光元年，算到元朔三年，约有8年左右的时间，才与他这时的履历相吻合。因此，公孙弘的考试时间，应该在元光元年科学。（前揭孙景坛文）

但笔者却看不出其中有什么“不合”。《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记载得很清楚：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公孙弘为左内史，四年迁”。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左内史公孙弘为御史大夫，二年迁”；五年十一月，“御史大夫公孙弘为丞相”。据此可知，公孙弘从元光五年对策到任为御史大夫，前后共用了五个年头，这与《史记》、《汉书》本传的记载没有任何矛盾。而如果按孙教授所说，公孙弘是在元光元年对策，那么到他被任为御史大夫，则前后共用了九个年头（孙教授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故意把九个年头改为“8年左右”，不仅误导读者，而且有违反学术道德之嫌。因为九个年头尚可以说成八年，但绝不能说成不到八年）。即使就按孙教授的说法，“公孙弘从考上到当上御使大夫，至少要花7年多时间”，这与《史记》、《汉书》本传的记载也明显矛盾。其实，公孙弘的“履历”根本没有问题，问题乃在于孙教授对史料的主观臆断。主要就是不分时代和条件地一概认为，“服丧三年”期间公孙弘不能做官。实际上，由于汉代丧服之制尚没有形成定制，只要不是有国家硬性规定，凡属于自行服丧，并不需要辞官（详见赵翼《廿二史札记·两汉丧服无定制》）。公孙弘是为后母服丧（其实颇有作秀的意味），这在当时算是比较少见的现象，所以史书才特别予以记载。考虑到服丧辞官，一般都要申请并得到朝廷批准，而史书并没有关于公孙弘的这些记载，故可以断言：公孙弘虽自行为后母“服丧三年”，但服丧期间实际却仍然做官。

再如，关于“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的理解问题，笔者曾经指出：

孙教授提出的……理由是，从西汉建国到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才68年，而董仲舒的第一次对策却说“今临政愿治七十余岁矣”。其实不然。一则董仲舒所谓“临政”实际应当从西汉建立政权算起，因为早在汉王元年（公元前206年）刘邦即开始了“临政”。而如果从汉王元年算起，到武帝元光元年，则恰好“七十余岁矣”。二则西汉人也并不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却恰恰是从公元前206年刘邦被封为汉王算起。考虑到孙教授对《汉书》颇多成见，我们以《史记》为例。在《高祖本纪》中，司马迁就把汉政权的建立从公元前206年算起，称“元年”，而把刘邦称帝的公元前202年称为“五年”。《史记·平准书》亦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三则即使“西汉人认为汉朝建国是从刘邦202年称帝算起”，但董仲舒就要从公元前206年算起，我们显然也不能断言有误。（《也谈“汉武帝尊儒问题”》，《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而孙教授却反驳说：

第一策：笔者曾根据该策说的“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否定它是元光元年的作品，因为从刘邦建立汉朝到此时只有68年。张进教授反对说：这里的“七十余岁”应从刘邦当汉王算起，如果这样算，是72年。［2］其实，这是笔者引证的疏忽，为了节省文字，才让张教授钻了空子。这段话的全文是“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注意：这里明确说的是“汉得天下”，“汉得天下”必须从刘邦打败项羽并做了皇帝算起，不能从当汉王算起。刘邦为汉王是项羽封的，当时有十八个王并存，他只是其中的一个王，仅有一小块地方，不能说“得天下”。还有司马迁的《史记?秦楚之际月表》等文献为证，“汉得天下”的时间是公元前202年。司马迁和班固等计算汉朝的历史，都是从公元前202年算起的，如《史记?封禅书》说：汉武帝“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也说：“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上方欲用文武，……始以蒲轮迎枚生……。”《汉书?贾邹枚路传》说：“武帝自为太子闻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车蒲轮征乘……。”说明汉武帝迎枚乘的时间是汉武帝元年，而汉武帝元年是汉朝兴起以后的“六十余年”。汉武帝元年是汉朝兴起的六十余年，要过十年才是七十余年，到元光元年，不会有七十余年。因此，从“汉得天下”到元光元年只有68年，第一策不是元光元年的作品，张教授的说法不妥。（前揭孙景坛文）

这让笔者真是不知所云，啼笑皆非！即使把“汉得天下”的时间算成公元前202年，“到元光元年只有68年”，但这也只是从“汉得天下”算起，而不是从“今临政”算起。相信一个小学生也都能看得出来，“得天下”和“临政”并不是一个完全等同的概念，尤其汉代还有一个从汉王到汉皇帝的特殊阶段。难道因为前面说过“汉得天下以来”，后面再说“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就必须绝对从“汉得天下”算起，这是哪家的逻辑？至于说“司马迁和班固等计算汉朝的历史，都是从公元前202年算起的”，这更是闭着眼睛想当然。拙文所引《史记·平准书》即云：“至今上即位数岁，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孙教授还引了《史记?封禅书》、《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汉书?贾邹枚路传》来证明其“计算汉朝的历史，都是从公元前202年算起的”，但这些资料与其说证明了孙教授的观点，毋宁说证明笔者的观点。因为“六十余岁”或“六十余载”乃是一个具有弹性的时间约数，而无论是从“汉兴”算起，还是从孙教授所说的“汉得天下”算起，到汉武帝即位实际都是“六十余岁”或“六十余载”（前者66年，其中《枚乘传》所说的“六十余载”，由于武帝实于景帝后元三年一月即位，故当为65年；后者62年或61年）。而既然都是“六十余岁”或“六十余载”，那么在没有其他旁证资料的情况下为什么就一定要把它们都从公元前202年算起。这恐怕只能用孙教授的特殊思维来说明了。实际上，对“六十余岁”或“六十余载”，现有史料还没有发现到武帝元年把它们说成“六十二岁”或“六十二载”的记载；相反，倒可以找到把“六十余岁”说成六十七个年头的佐证。如孙教授所引《史记?封禅书》说：武帝“元年，汉兴已六十余岁矣，天下艾安，……”这段史料曾被原文辑入《史记·孝武本纪》，而《史记集解》即注引徐广曰：“六十七年，岁在辛丑。”事实究竟如何，大概也就不用再说了。此外，孙教授的四则运算恐怕也还要温习。从六十余年到七十余年，并不一定都要十年，例如从六十四年到七十二年就仅需八年。而孙教授却片面地认为“要过十年才是七十余年”，这显然是排斥了其它可能，把条件绝对化了。

还有其它问题，如夜郎、康居、法制等，不再一一分析。因为已没有必要。为了和笔者商榷，孙教授可谓煞费苦心，用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写出这篇文字，但内容却是如此。这不能不使笔者反思，像这样的“商榷”究竟还值不值得继续。至少就内容来说，笔者已不想再谈。

孙教授当然还可以继续发文，但笔者今后不再奉陪！